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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梨园春色阅不尽******

　　图①：川剧《樵子口》剧照。

　　广西戏剧院供图

　　图②：越调《收姜维·三传令》剧照。

　　广西戏剧院供图

　　图③：粤剧折子戏《未央宫》剧照。

　　广西戏剧院供图

　　图④：沪剧《双看灯》剧照。

　　广西戏剧院供图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陇剧、秦腔、越调、采茶戏……近日，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在广西民族剧院剧场举办，来自21个省区市的43个艺术院团齐聚一堂，轮番演出48个经典剧目（折子戏），涵盖40个戏曲剧种。此次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承办。这是继2012年以来，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的第二次举办，生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成果，呈现梨园戏韵的灿烂多彩。

　　致敬经典

　　好戏连台

　　广西民族剧院，鼓点铿锵，大幕缓缓拉开，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正式开始。婺剧武戏专场上演，演员们精彩的绝活儿引得台下阵阵喝彩，观演高潮迭起。

　　为期一周的展演里，婺剧《火烧子都》、秦腔《潞安州》、南昌采茶戏《秧麦》、唱剧《春香传》、北路梆子《打神告庙》……轮番上演的剧目，流派纷呈，特色鲜明。生旦净丑，唱念做打，梨园春色阅不尽，丝竹相和有余音。

　　据介绍，本次展演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集中展示一批凝聚表演艺术精粹、彰显古朴传统特色、坚守艺术本体的经典戏曲作品，尤其注重戏曲绝技绝活的发掘展示，鼓励地方特有剧种和稀有剧种的精彩亮相。一出出经典剧目，令戏迷大饱眼福。

　　除了演出内容尊重传统，演出形式也尽可能回归传统。

　　引人注意的是演员不戴麦克风。两层楼的剧场，演员们或雄浑沉稳、或清丽婉转的嗓音要响彻剧院，考验着声音的真功夫。

　　如此安排，也是为了激励演员打好基本功。“练功一天不可荒废，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甘肃省陇剧院业务演出部主任史志军说。此次，甘肃省陇剧院带来陇剧《司文郎·闯狱》，演员精彩的甩发绝活儿赢得阵阵喝彩。

　　“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反映的是民族的气质与个性。”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介绍，此次参演的40种地方戏中，有许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我国戏曲之多元，文化遗产之丰富。

　　线上展演

　　文化惠民

　　台上，演员们唱得用心、演得卖力。台下，戏迷如痴如醉。“我喜欢黄梅戏，也想看看其他戏曲，现场感觉很震撼。”23岁的覃仙玉在南宁读大学，此次提前买票，连续看了两天演出。

　　市民杨周全特意带着老人和5岁的孩子一同来看戏，“单场演出票价为30元或50元，用文惠卡买还打折，很划算。”

　　“这次来看戏的年轻人很多，还有大人专门组织小朋友来看戏。”广西戏剧院票务工作人员黄颖春介绍，还有许多专门从外地赶来的戏迷，“有观众从吉林过来，第二天就回去，只为专程看一场开幕演出。”

　　为了增强戏曲艺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展演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所有剧目均通过文化和旅游部“文艺中国”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此外，展演还邀请了一批戏曲领域的网络达人，制作精彩的短视频线上发布。其中一则桂剧《打棍出箱》片段获得众多点赞，网友留言“民族瑰宝”“真是妙不可言”。

　　热烈的观演互动，拉近了传统戏曲与现代生活的距离。“通过短视频等更贴近现代观众的叙述方式，能更大程度地吸引网友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注意。”广西戏剧院宣传科副科长李晓雨说。

　　为了保证这场戏曲盛宴的顺利举办，承办方广西戏剧院积极做好保障工作。“这是戏曲人的一场盛会，大家期盼这一天太久了。”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说，在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支持下，剧院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演出，“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这也是我们戏曲人一贯传承的精神。”

　　培育人才

　　薪火相传

　　两名演员手持棍棒，一棍下来，主角瞬间避开蜷身入箱。再一棍，主角弹出，挺身躺在箱上，如此反复几次，看得人惊心动魄——桂剧《打棍出箱》的一幕，亮出了该剧种的经典绝活。

　　“我多年前看过一次桂剧《打棍出箱》，但这次演出更加精彩，单提入箱的后空翻和在箱子边旋转着甩发，这些动作难度很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遗淮海戏传承人魏佳宁说，“不同地方戏的唱腔、念白、表演技巧不同，可以借鉴人家的技法绝活。”

　　赢得满堂喝彩的背后，是演员千百次的摔打历练。

　　“有一次进箱子时不小心磕在了边缘，但因为演出时整个人高度兴奋，完全没觉得疼，就继续演。”《打棍出箱》的演员王培只有20岁，面对高难度的动作，坦言也会感到紧张，但如今他已经能够担当“挑大梁”的角色。

　　记者了解到，本次参加展演的演员全都小于45岁，领衔参与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34岁。川剧《樵子口》主演白孟迪只有19岁，已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戏曲表演）一等奖。28岁的山东省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二级演员郭琦，在媒体见面会时现场清唱了一段“弹舌花腔”，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

　　古老戏曲薪火相传、代代接续，离不开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我们要求每个年轻演员能演3场大戏、5出折子戏，非遗传承人必须带一名青年演员。”龙倩介绍，广西戏剧院下辖剧团倡导“以戏带功”的方式培养青年，让演员在演出实践中不断成长。

　　“我们这次还专门带了20名年轻团员参观学习。”福建省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副主任陈娟娟说，“年轻人综合素质更强，沟通能力更好，更能传播好地方戏曲。”

　　郭琦此次演出的是柳琴戏《拾棉花》，她师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晓红。作为王派第六代传人，除了继承前辈的招式，郭琦对角色也有自己的思考，“我饰演的玉兰勤劳淳朴可爱，一招一式都要大方成熟。”

　　本次展演还评选出“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表演艺术传承英才”荣誉，鼓励青年演员继续做好地方戏传承工作，彰显新时代戏曲人才守正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

　　坚 守

　　地方戏要走得更远，培养观众是必由之路。不断打磨提升演出品质，用优质演出吸引观众；降低观演门槛，让更多热爱戏曲的观众看得上戏；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让演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10年来，广西戏剧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4100余场，观众达313.8万人次，面向学生的义演活动取得突出效果，许多青少年表现出对戏曲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戏曲人的坚守，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戏曲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

　　热 爱

　　高甲戏是闽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这次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参加展演的是喜剧《连升三级》，这部剧自1958年创排以来常演不衰，曾走进乡间、走出国门，收获许多好评。这些年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作为非遗传承人陆续带了3批徒弟，最看重的就是演员对艺术的纯粹追求。我们的演员以一群热爱戏曲的年轻人为主，团内氛围也很融洽。热爱是戏曲发展的沃土，一群热爱戏曲的人聚在一起才能演出观众都爱看的戏。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高甲戏传承人陈娟娟

　　传 承

　　越调流派众多，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创立的“申派”擅演三国戏，以女生饰演男角。我是“申派”第三代传人，也是中国戏曲学院首届越调表演学士。前辈塑造的诸葛亮形象，有的儒雅亲和，有的潇洒朴实，申凤梅的唱腔和念白就融入了京剧表现手法，独具一格。而我的个头较高，扮演的诸葛亮又多了几分庄重。师父常以申凤梅的话教导我们：学我者生，像我者死。戏曲艺术的发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突破，在传承与创新中得到更多生命力。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员胡红波

　　（本报记者 祝佳祺采访整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